朱天顺在《原始宗教》中说：“原始宗教所以会产生上述种种限制人们向自然界斗争的禁忌和麻烦的仪式，正是来源于人们在向自然界斗争时所遭到的失败和损失……人们在一次或几次失败和损失中失去信心，把不敢积极地再去向自然界斗争的心理神秘化，或在彷徨中把检讨到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夸大和绝对化，结果就成了限制人们行动的戒律和仪式。”

　　秋浦在“论禁忌”（《思想战线》1987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说道：“不管是早先的禁忌也好，后来的禁忌也好，其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把一些偶然的因素，误以为是普遍适用的内在规律，一人传开，说得有声有色，众人跟随，也就信以为真了，自此逐步形成的共同的禁忌。”文中还列举了苗族某金氏因房顶上的瓜砸死了孩子而世代禁忌种瓜和其陈氏因牛误吃麻线致死而从此禁忌种麻的两个例子。其实，这两个例子中遭到禁忌的事，“种瓜”和“喂牛”，与那偶然的因素，“瓜砸死了孩子”，“吃麻线死了牛”，还是有那么一点内在的联系的，只不过不该当作一般的规律去对待它。还有一些禁忌，其中的推断就更加荒唐，更加无理了。比如张紫晨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一书中所指出的，《山海经》中“描绘一些事物不可见，见之则有恶果。既有恶果，必成禁忌……”这种“视禁”，以及民间许多语言禁忌、行为禁忌实际上和判断违禁犯忌之后将会发生的恶果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它们纯粹是一种“神秘的心理”反映，是一种“逻辑的混乱”。其最初形成的时候，或许有过“偶然的巧合”，但它们根本没有任何科学的根据。如果是有科学根据的因果推断，那种教训的记取，就应当是“经验的”、“技术的”而不是“禁忌的”了。

　　教训说，是从认识论方面对禁忌由来的一种追溯。它指出，禁忌的产生反映了人们认识活动中的某种偏差，但在人们的认识发展中却又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带有一定的“实践的”意义、“经验的”意义，但其“教训”的总结和记取是不着边际的，因为它的思维方式是原始的、巫术的、非科学的。因而它最容易落入迷信的窠臼。在客观效果上，这一类禁忌往往成为某种“多余的，或者过火的防范”。

　　小结

　　以上所谈到的禁忌由来的四个方面，是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禁忌来源（成因）的追溯和认识。这种追溯和认识当然是从它们各自学科研究的需要出发的，因而往往既带有它们各自学科理论认识方面的优长和特色，又会有某种不足和偏颇的现象存在。比如，每一方面的认识都很难兼顾其它方面的认识，因而显得不那么充分和全面。还有一些认识是带有时代的或者禁忌目类方面的局限的。而如果从这四个方面，亦即从信仰的、心理的、社会的、认识的方面来共同追溯禁忌的由来，那就是比较全面、比较充分的了。因而，这四个方面的认识都是有价值的、意义的，在我们进一步研究禁忌现象时，它们是可以互为补充、互相参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