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名轲，是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城。一说当时属鲁）人。孟子的先世是鲁国公族“三桓”中的孟孙氏，到孟子时代，孟孙氏已经衰落下来。孟子幼年丧父，母亲从事女织，家境比较贫寒。

　　孟子是在严格的家教中长大的。据《列女传》和《韩诗外传》，孟子年幼时，他家居住在坟地不远处，孟子做游戏时便学习埋葬死人，孟母唯恐对孟子影响不好，就搬了家。这回他们住在集市附近，可孟子又学商贩叫卖，孟母便再次搬家。这次是搬到学校旁边，孟子便从此学习礼仪，“设俎豆，揖让进退”。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又传，孟子小时候不爱读书，贪玩好耍，孟母质问他，他却说是去找丢失的东西。孟母很生气，就用刀把正织着的布割断，并趁机教育孟子说：“要你读书，就是希望你成名。现在你不读书而去玩耍，就像割裂织布机上的布一样。学习不努力是不行的。”这就是“断机教子”的故事。

　　孟子稍长，从学于子思的弟子。孟子通晓五经，尤其长于《诗》《书》《春秋》。他虽然没有直接受业于子思，但却属于子思学派。他的思想与孔子、子思一脉相承，以子思和孟子为代表，又形成了“思孟学派”。

　　作为孔子的崇拜者，孟子一生的出处进退也与孔子相似。经过青年时期的刻苦学习和钻研，孟子在后来便开业授徒了。孟子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便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中年以后，他怀着政治抱负游历各国，但终不见用。他的一生除中年以后的二十几年游历各国外，主要从事教育事业。孟子的弟子虽不及孔门弟子的数量多，但仅就《孟子》一书所记，可考者也有十几人，如公孙丑、万章、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等。

　　当时，学士们游说诸侯的风气盛行，为了宣传儒家的学说，孟子学成后，也“以儒道游于诸侯”，企图凭借诸侯国君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据学者考察，孟子先后到过魏、齐、宋、鲁、滕等国，但都“与所如者不合”，虽然他也每每受到诸侯国君的优遇，却一直没有受到重用。最后只得回到邹地，与万章等人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一书。

　　作为战国时期的着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他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学说，奠定了孔孟之道的基础，对光大儒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孟子的宣扬，战国时的儒学才成为诸子之学中的“显学”。正因如此，后世的学者十分推崇孟子，汉朝的学者把《孟子》一书视为辅翼经书的“传”，并设立博士官进行研习；唐朝的韩愈提出道统说，他把孟子看成儒家道统的嫡传；五代时期的后蜀主孟昶刊刻石经，《孟子》亦为其一；宋代以后，随着理学的兴起，学者们更多地谈论心性等问题，由此出现了孟子地位的“升格运动”：北宋神宗时封孟子为邹国公，与颜回、曾子、子思一起配享孔庙；南宋的朱熹则把《孟子》一书列入“四书”，孟子的地位空前提高；元朝，元文宗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明朝景泰年间与孔子同去臣爵，尊为亚圣孟子。这样孟子成了孔子以后被后儒尊崇的又一位“圣人”。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与儒家对立的，以墨家和杨朱势力最大，所以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墨。”（《孟子·尽心下》）可见，当时的思想界，儒、墨、杨有三分鼎足之势。孟子继承孔子的衣钵，以孔子的保护者和儒家的卫道者自居，辟杨、墨，正人心，扞卫孔子之道。他对孔子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既有继承，又有改造。

　　孔子的思想学说以“礼”为核心，为了论证和阐发自己“礼”的思想，他又较多地谈到“仁”，用以解释“礼”，或者把“仁”作为“礼”的最终目标。孔子的政治思想，即主要在于健全“礼治”，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他的以仁爱为中心的道德思想体系便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孔子以后，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建立了具有完整体系的政治理论——“仁政”学说。孟子的这一思想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多方面，他提倡“王道”“仁政”，其出发点和目的在于“得天下”“王天下”。孟子以此学说游说诸侯，但在那种特殊的时代，决定了他也与孔子那样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虽然不得意于诸侯，但他却有坚定的信念，认定“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孟子·滕文公下》），并以此着书立说，教授生徒。

　　孟子“仁政”学说的纲领在于“制民之产”。要实现王道政治，必须有一定的物资基础，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人民应当有一定的耕地和住宅，才能谈得上安居乐业，才能谈得上去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社会才能有序。所以当政者应当把土地分给农民，使每家各有“私田”百亩，中间有百亩“公田”，由八家共耕，以使“耕者助而不税”。为此，孟子不但重视农业，主张“不违农时”，“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而且主张“省刑罚，薄税敛”，藏富于民，“取于民有制”。

　　为了实现“王道”“仁政”，孟子提出了争取民心的主张。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而得民心，就应该与民同乐，因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从这个前提出发，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着名命题，认为国君“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把人民提到了比社稷还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