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实行孝治实际上得力于汉初思想家的理论阐述，而在推行孝行方面帝王的行为更具有表率意义，因为帝王以孝相标榜会使得从孝到忠的转移来得更加自然。在其它汉初思想家之先，叔孙通已开始了用孝的思想教育汉惠帝。

　　叔孙通得宠于刘邦之后，于汉高祖九年做了太子太傅，成为一国储君之师。几年以后，刘邦打算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刘盈时，叔孙通极力出面劝阻，称“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并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刘邦不得不回答说：“吾听公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叔孙通以太子“仁孝”而且天下共知阻止刘邦易太子，并使刘邦不得不勉强答应，说明刘邦的头脑中已初步形成了孝治的观念；第二，太子是未来的国君，叔孙通用“仁孝”来规范太子，并使太子以仁孝闻名天下，也显然昭示了叔孙通“以孝治天下”的思想。

　　至于叔孙通如何用孝教导太子，史无明言，不过，后来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刘盈做了皇帝后，住在未央宫中，其母吕雉住在东面的长乐宫中。刘盈东朝太后时，每次都必须往来清道，停止交通。因此，为了减少麻烦，便利过往行人，便修筑了复道。可是汉高祖刘邦的衣冠每月从陵寝出游至高庙的道路却在复道之下，叔孙通对惠帝说：“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刘盈听后非常恐惧，打算立即拆除。叔孙通则说：“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刘盈照做后，刘邦的衣冠每月出游不致经过复道之下了。一方面，这说明叔孙通在极力维护刘盈的威望；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叔孙通的辅佐下，刘盈能以孝作为行为标准，儒家的“尊祖”与“敬宗”观念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惠帝死后，他的谥号上加了个“孝”字，以后诸帝死后也都加上个“孝”字，表示“以孝治天下”之义。

　　胡适认为：“这一个制度，史家虽没有明文，我们很可以归功于那位叔孙太常。这便是儒教成为国教的第一声。”